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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宽容——中国社会的稀缺品  

2012-07-03 12:50:27|  分类: 观-世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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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中国社会的稀缺品 - 漠北以北 - 漠北以北のBLOG

 有关宽容,西方启蒙史上两位杰出的思想家、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伏尔泰,都曾先后留下过光辉的篇章。前者立论的的历史背景是,政教合一的传统在17世纪后半叶与基于自由主义原则建立的世俗政府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呼唤宗教宽容,将宗教从世俗政治中剥离出去,特别是强调世俗政权可以为了和平的目的,干预或者镇压宗教,处在与英国保皇党斗争一线的洛克写了《论宗教宽容》;几十年后,宗教狂热和迫害达到了随心所欲、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宣扬天赋人权理念,争取信仰自由,乃至思想自由、个人自由,推动历史进步,欧洲大陆的伏尔泰写了《论宽容》。

虽然它们所针对的具体历史情境与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大相同,而且它们所批判的对象是宗教的专制和狂热,但其所倡导的精神和原则,却亘古长明,照耀人世,即使在东方的中国也极具借鉴和参照价值。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源远流长,虽然宗教从未主导过中国的现实政治,宗教迫害更是无从谈起,然而东方专制主义的危害性丝毫不亚于西方宗教对世俗政治的干预和宗教迫害。历代在改朝换代中,以战争或者仇杀为主要形式的杀戮行为从未止息,在迄至当代的每个朝代的历史内部,统治阶级对反对派或者异端进行的政治上的迫害也屡见不鲜,它们都在中国人的心灵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迹,其惨烈程度对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对世俗政治的强力干预到对世俗异端的严峻迫害,宗教在历史上并未像今天那样慈眉善目。西方从反对政教合一和宗教迫害中,确立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治原则,逐步完善了民主体制,从而从根本上弃绝了黑暗、蒙昧和偏执,使天赋人权学说,自由、平等、民主等新思想深入人心。这样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尚未进行过,以致时至今日,时时处处都闪现着狭隘的政治打压、思想陷害和人身攻击,企图从精神到肉体控制或者消灭异己,以达到统一思想观念、独断人们精神界域的目标。

不宽容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未经法律手续,将上访者强行关押到黑监狱;行政干预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阻止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出现;对异己者不择手段予以打压,动辄课以刑罚,等等.......更有甚者,一般被认为是人类的良心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也自觉充当工具角色,加入到迫害者行列中,不断挑战和践踏人类宽容底线,成为当今中国蔚为大观的千古奇景。

前者比如方舟子以一个伪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对公权领域的腐败和丑行视而不见,却对公民私域的家长里短饶有兴趣,动辄对公民私域的情况进行爆料,干涉个人自由,动辄进行人身和人格攻击,不择手段地对公民个人进行打击和迫害。以上情形所论者甚多,此处不再多说。

后者则比如前几天《环球时报》发表署名社评,对知名博主信力建在日本侵华战争上提出不同于历史教科书的个人观点,进行了狂轰滥炸。我们应当承认,信力建在日本侵华战争若干观点上与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和官方的日本侵华史观是相悖的,跟相当多数的中国人的一般观点也有重大不同。他的观点存在一定的超越常规之处,在学术上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探讨和争鸣,对于那些传统的侵华史观持有者来说,不仅是正当的权利,而且从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角度来说,也是应当鼓励的行为。我们认为,对待信力建的言论,最好的反对方式是与之进行学术争鸣和观点交锋,并引述充分的历史事实,驳倒其观点,充其量将其斥为本民族的异己者,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尤其是一家保持中立立场的媒体对该事件应作出的最高限度的反应。

然而遗憾的是,这家媒体并未从学理的角度去驳斥信力建的观点,反而将此忽略不计,突破一家媒体的道义底线,对其进行直接的激烈的毫不隐晦的人身攻击,并为其戴上“思想和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倾向”的帽子。它以终极判官的口气,要求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将信力建依法逐出该机构,并将其排除在中国任何政治舞台之外,等于从政治上将其判处了死刑;要求应当限制信力建从事民间教育,阻止信力建扩大教育投资的努力,在事业上也为其划下了禁区。总而言之,从思想上、政治上和事业上全面封杀信力建,让其成为地地道道的“植物人”。它还公然提出所谓的价值观约束力,强调在信力建问题上杀鸡儆猴,借此立威,说白了,就是一切以主流价值观为限,不得逾越之,否则就要在思想上将你打入另类,在现实中将你打入冷宫,对你的未来投下绝对的否决票。

我们不得不由此认为,该媒体丧失了作为公众良心的角色意识,不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问题研究为途径,对信力建的观点进行善意的批评,却以貌似正义的面目,血淋淋上阵对着一个普通公民唇枪舌剑、肆意撕咬,恨不得饮其血,寝其皮,对其进行灵魂鞭尸,表现出了一种赤裸裸的极度危险的打手作风。

如果该媒体确实一向秉持公正和正义原则,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公权中发生的一切假恶丑给予和上述文章同等程度甚至是万分之一的义愤、揭露和批判,那么至少可以让人们心平气和地接受它这种一以贯之的风格,顶多对其方式和结论提出恰如其分的质疑,然而,这家媒体并非如此,众所周知,它向来对公权极度奴颜媚骨,甘当其吹鼓手和辩护士,对公共领域的肮脏事件一直抱着遮掩和粉饰的态度,却在信力建事件上装扮出道貌岸然的正义化身的模样,将民族主义和道德上的优越感混搭成一根致人死命的棍棒,真是十足的伪善!

真正应该反思的是,言论自由的极限是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限制人的言论自由的根本尺度?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应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底线。任何人在发表自己的言论的时候,不能对他人发表言论造成妨碍,这确实没什么错。但从制度和机制的角度,法律,而且唯有与宪法保持高度一致的法律,才是制约个人言论自由的手段。换言之,只要不违反宪法和依据其制定的法律,任何人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任何言论,反之,任何人或者组织,不得以任何方式打压或者限制个人的言论自由(更宽泛地说乃至公民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均在法律保护之内),无论是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还是所谓的主流价值观,或者道德上的律令,除非他们能找到宪法和法律的依据。若果真如是,我将是他们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相反,我也将是他们最坚决的反对者和驳斥者。

该媒体在痛斥信力建的言论的时候,并未引述任何法律条文,而仅仅是在道德上、主流价值观上和民族情感等问题上喋喋不休,由此可见,信力建的言论未超出法律的界限。在一个法治国家,除非冒犯法律,否则任何因素,都不足以成为惩治合法公民的正当理由。道德观也好,价值观也好,民族观也好,都无法取得与法律等量齐观的地位。

在信力建事件的处理方式上,该媒体就违背了宽容的原则,放弃职业操守,凭着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一往情深,意气用事,将一贯的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发挥到极致,对着一个普通公民露出它的尖利的牙齿,狠狠地噬啮。如果它还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媒体,那么就请它要像珍惜自己的名誉一样珍惜公民的名誉,像珍惜自己的自由一样珍惜公民的自由,像珍惜自己的权利一样珍惜公民的权利。如果它作为一家媒体,还能如此声色俱厉、义正词严的对待什么的话,那么它选择的对象应该是经常会被滥用的公权以及发生在公共领域的腐败和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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