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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阿玛尼少年只是这个时代的演员  

2016-02-03 11:33:15|  分类: 观-世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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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整个政商环境、财富分配体制、法治环境、市场环境造成的不公和累积的怨愤,全然施加在一个不必惧怕的弱小个体身上,这也是对公平的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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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岁的少年柳博还是一名初二学生,但他在1月29日作为青少年代表,列席了深圳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两日来,他已经成为继“五道杠”黄艺博以来最受公众关注、也饱受非议的“体制”少年。

目前看来,在外替柳博抵挡和分疏网络汹涌民意的,是他作为前媒体人的母亲。面对媒体,她的解释重点居然是柳博身着的那件阿玛尼衣服,这让整件事情从“去政治化”的两会花边,变成了“泛政治化”的网络闹剧。

若条分缕析这让“理性人”哭笑不得的新闻热点,仍能看到整场闹剧背后,是诸多现实因素叠加,才汇聚出的涛流汹涌。

让我们看看少年柳博的“政治”履历:他是列席会议的十位青少年代表中唯一一名学生,是深圳第一位全国少工委委员,而“让青少年代表列席深圳两会”也是深圳今年的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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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的深圳实验学校柳博列席深圳政协会议

数个“唯一”,足以让柳博成为当地媒体在报道地方两会时的“新闻热点”——笔者关注两会多年,深知记者在两会上找值得一看的新闻,殊为不易。任何一个媒体,在报道该地两会时看到这样“异状”是断然不会放弃的,因为在真实两会的具体过程中,很可能乏善可陈。

君不见,何止是在地方两会中,即便是在全国两会,过往的经验同样如此。民众关注来学习开会的刘翔、一duang爆红的成龙,从不反对的倪萍……地方或是全国的两会对于媒体而言,早已成为互不喜欢的老夫妻如例行公事的性生活,在兴致索然和如履薄冰中,艰难寻找激情。

因此,媒体记者把镜头对准了政协会场里这位面容清秀的少年。红领巾是中国少年的独特标志,而一身笔挺西服又是成年的某种象征;政协会场被默认为成年人的政治游乐场,而柳博却以稚嫩的面庞参与其中——无论是形式的搭配、还是身份的错位,都在形成构成新闻热点的巨大张力。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和媒体生态里,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柳博都比那些常年参加两会的中年人更具猎奇价值、娱乐价值和观赏价值。在真问题不能被言说的现实中,柳博登上传统媒体官方微博的头条,也就自然而然了。

事实上,媒体记者深知少年柳博会被网民津津乐道其数个“第一”的“体制”身份,但却不可能料到,网民会重新发现并塑造少年柳博身上的新闻点,并将之引入一个泛政治化的仇恨漩涡,而远离他在深圳两会中本应体现的猎奇、娱乐和观赏价值。

柳博只不过被充当“演员”罢了

与此同时,不少媒体为追求某种深度,牵强地将柳博与曾经名噪一时的“五道杠”黄艺博相比。

众所周知,黄艺博两岁开始看新闻联播,六岁开始读人民日报与参考消息,打小熟稔政治局排序,从小父母对其的培养就是尽可能将其往体制内塞,他也在被动和主动中,成为一个备受非议的少年“政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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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艺博当选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后,在总队部阅读文件

直到如今,黄艺博为公众熟知的形象,仍然是那张颈系褶皱红领巾、身穿不合身大衣,臂带“五道杠”的“领导范儿”照片,以及那句令人喟叹的“为什么他们(网民)会骂我呢?”

柳博和黄艺博唯一的相同,可能在于黄艺博当年也遭到网络民意的大规模同类质疑,亦即他是“官二代”——但经媒体报道, 其父母既非高官也非暴发户。

因为黄艺博父母是基层普通公务员,所以说少年柳博与黄艺博被设计的人生轨迹有所不同,他与“政治”沾边,和刘翔、倪萍、成龙与“政治”沾边的原因,几乎没有差别——只不过充当了政治场上的“演员”罢了。

从柳博母亲和其微博的活动来看,柳博从小就在被家人往童星、影视明星、主持人等“文艺”道路发展。他不读人民日报,不看新闻联播,甚至在列席政协会议前也不明白那么多社会问题,其参加音乐会、影视演出、主持人比赛的次数,远远多于政治花瓶一般的列席两会。

但与此同时,柳博从小学念到初中,其多才多艺,学习素养高,自然就成为了少年先锋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并成为其中的代表者。这一点,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这样的体验。而深圳团市委在此次两会中做这样的“政治创新”,试图以体现协商政治中青少年的作用时,被选中的柳博也不会去理解“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真实意涵。

无论是柳博自己和他的母亲,都不会拒绝这份荣誉,更不会想到会由此引风波。因为体制事实上掌握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意义上,柳博及其父母都不应被苛责,他们的处境恰好是每一个个体的处境,无非是有人被选中,有人被鄙弃,有人无人问津,有人面对放大镜。

而从一种隐喻的角度看,柳博列席深圳政协会议,实质上是在延续自己“童星”的身份——同他登台表演节目一样。

“公平”的悖论与错位的正义

经过以上的事实陈述与逻辑推演,理性人可以明白,起码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柳博是需要背负“财富原罪”的富二代,柳博的父母有任何“不义之财”与“为富不仁”,柳博也不是病态钻进体制的奇葩“政治控”,其家人则完全没有让他“从政”的打算和预期,而仅仅是期望走一条童星之路。

无论是作为“童星”还是作为普通小孩儿,身穿阿玛尼童装都无可厚非,家境优渥也绝非羞于启齿的败德之事。说白了,柳博穿阿玛尼是堂堂正正的个人自由,不需要考虑是否会伤害公众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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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博曾连续五年参加央视少儿春晚

在这件事上,众多网民感受到了抽象而巨大的侮辱,因此声讨少年柳博,就成为追求公平、追讨正义的象征。但如此汹涌一致的民意声讨,早已让公平荡然无存,正义追讨也被一再错置。在柳博被发现穿着阿玛尼的那一刻起,他已经被民意审判定罪了,无论他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只会成为仇恨的靶子。最简单的例子是,当少年柳博在此前和政协代表、人大代表交流时,提出了“不依考分论英雄”的“提议”——如果换17岁的韩寒来讲这句话,众人会因为他对应试教育的不满而叫好,但14岁的柳博讲这句话,就成了公意口中的“妄图毁掉公平的高考制度”,进而滑坡论证出柳博“企图利用他的家庭背景获取高等学府资格”。

诚然,面对这种令人悲哀的众意,必须联系到中国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现实。但如果长期观察这一类网络民意,几乎可以断言,现如今在网络上毫无理由、全凭揣测痛骂柳博的人,行动上却没有对异地高考、户籍制度、计划生育、社会保险、税收缴纳、油价垄断、公共交通、化工产业等诸多社会问题进行过相应的维权,其实这是对公平正义的真正不关心。

将整个政商环境、财富分配体制、法治环境、市场环境造成的不公和累积的怨愤,全然施加在一个不必惧怕的弱小个体身上,这也是对公平的极大破坏。

行文至此,仍有必要厘清正义的三个面向——以正义观念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根植于对他人侵犯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产生的愤恨(resentment),他人侵犯他人利益而产生的义愤(indigantion),自己侵犯他人利益而产生的愧疚(guilt)。

因此,若是A侵犯了B的利益,B追讨正义的对象应该是A,而非从一个好欺负的C身上寻回失去的东西。只有正当维权的社会,才会成为正派社会。只有正当维权的人,才会成为正派的人,在网络上声讨柳博,只会永远陷入“公平”的悖论和错位的正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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