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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北以北の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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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郭德纲门前的自行车,与赵本山门前的豪车  

2016-09-07 07:46:48|  分类: 观-世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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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关羽张飞,哥仨一个头磕地下。”郭德纲多少次重复过的一句台词,虽然下文是“保着唐僧西天取经”,桃园结义的境界他是铭记在心的。一个头磕地下,就此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别说生死相随,起码荣辱与共,想在江湖干点事业的人都会有这般念想。

没有这么好的事。德云社的元老都走了,“四老”故去了一位与郭德纲关系非同一般的张文顺,剩下三位退的退病的病,早已淡出江湖;年轻的像徐德亮,也早就不跟老郭搭伙干了,每个出走的人都给郭德纲留下一道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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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岳云鹏、何云伟、郭德纲、李菁 。

当曹云金、何云伟、李菁这些郭一度十分器重的徒弟或同门也纷纷退出,德云社的危机,便上升到相声这一行共同的问题而被人注意。

相声人拜师收徒,主要是图一个名分,只有身为“某某人的弟子”才能占一个行内的位置。收徒仪式一向很不体面,穿着西装磕头,还胡子拉碴、一脑袋油腻的,被磕的人满脸堆笑地坐着,有时碰上师父的年事已高,那么收徒仪式基本就是慰老,还张灯结彩,带点传销的味道。

不过,以前一般很少听到什么师徒矛盾,不论徒弟成才与否,师父还是师父。不仅没有丑闻,还有美谈,李金斗在访谈里说过,高英培的徒弟们事师如父,一直照顾高英培到最后一息。

这跟体制有关,体制可以隔热,如果师徒都属于体制,他们的关系主要是行政的,你在体制内,跟了一个地位比较高的师父,你只有沾光这一个结果,不会有什么利益冲突。体制内的师徒,经济矛盾有时还不如政治那么突出,侯宝林、马季在文革时候的恩怨,就是一个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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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与曹云金

现在,树大招风的德云社却在体制外,属于“江湖”。师徒关系是依托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的。曹云金,郭德纲培养的人中最早能为德云社挣钱的人,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更好的待遇,而郭德纲不干。

“三年学徒两年效力”,这句话郭德纲台下说,台上也说,是说给观众听的,但也是说给后台那些徒子徒孙听的,要他们记住,进了德云社的门,得要准备好五年时间任师父训导驱驰,登台后得替师父挣两年的钱。“效力”的意思,郭德纲也说过,不是说我拉个队伍出去演出,你跟着我一起演就算效力了,必须是你能以自己的名义卖出票,这才叫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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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屏图:2016年9月5日,曹云金发六千字长文历数与郭德纲14年恩怨。

曹云金忿忿,郭德纲也忿忿,两边各有一理。在郭德纲,这是江湖的老规矩,江湖上的师徒是有人身依附的,拜了师父的徒弟是师父自己“家”的人,看看孩子扫扫屋子,跟着师父跑场打杂,都是他的分内事,难听点说这也是“卖身”,因为徒弟一般都没什么钱,要靠师父来给碗饭吃;不卖身,无以为报。

而在曹云金,他认为他是交了学费的(何况还跟郭沾亲带故)。郭德纲说曹“吃我的住我的”,曹反驳说,吃的用的都给了钱。谈钱等于摊牌,拿市场规律来说话,老江湖最忌讳这一手,他们的反应是“我养了忘恩负义之徒”,空手套上个白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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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

老郭的价值观是纯江湖的。“三年学徒两年效力”,赌的是徒弟们不出名,岳云鹏在德云社学徒的时间何止三年,一直被视为最扶不起来的之一,因而如今他的心态最好,愿意死心塌地地效力,发誓一辈子不离开德云社。曹云金等人就不同了,原本就自视甚高,出名之后要是自立门户,一年能挣好几百万上千万,焉能甘心被捆在师父的基业上。

老郭享受徒弟们的效力。效力给他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回报,还有精神满足。不过话说回来,从民国到现在,艺人成才后都得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效力阶段。在市场不发达时,漂在江湖太难,再红的艺人也会寻求进入体制,所以穿军装的演员如此之多,相声曲艺圈里的,李立山、常贵田还都有少将军衔在身。

体制有保障,有上升空间,但你也同样得拿出一些东西来交换。各种前线慰问,各种三下乡,各种“心连心”,都是那些演员待在体制内必须做的事情。

你要从艺,就得找个对象“效力”,不是你肉体凡胎的师父,就是无踪无影但又无所不在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影视学院、戏剧学院,包括美术学院,进入这类学府要支付的高昂学费,都是学员预缴的出师后“赎身”的钱:他们出师后不用“效力”,可以直接去商演赚钱,而他们的老师拿着工资和课时费,也不怕他们来抢饭碗。

21世纪的郭德纲有两条路:做师父,还是做校长?他选择做师父,不要学生要“弟子”,孩子们拜在他门下,每人都依附于他,向他学艺,为他光大郭家的门匾。

从师父的价值观里,曹云金们感觉到了满满的恶意:徒弟受习于师父,一般的劳务是完全谈不上回报的。老郭说了,只有像岳云鹏那样,挂自己的名卖出票,才叫“效力”。但岳云鹏也是熬了这么些年,忍了多少气吞了多少声后修的结果。对郭德纲来说,孩子们的成材率还是嫌低:我栽培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这么多人跟着我吃跟着我住,可你们有几个有资格为我效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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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曾言,“小岳岳的走红可以复制”

他有这种心态,就难怪他要冲着摆脱捆绑的小鸟儿们暴跳如雷。在他看来,为他“效力”,不说是种荣耀,也是在“规矩”之下尽为徒的义务。这么想的时候,他的头脑中是没有经济规律的,起码不像赵本山那样尊重市场。

德云社临近刘老根大舞台的时候,德云社门前是一溜自行车,大舞台那边则是一排豪车,后来郭德纲、于谦发达了,老郭似乎并没意识到应该有些改变。

市场确实让艺人获得了自由。拿婚姻作类比的话,市场就像一个规模庞大的生人社会,在小村庄里举案齐眉厮守到老的一对夫妻,扔到大城市里,他们就会互相更多地看到对方的不是。

市场冲击了江湖里形成的师徒秩序,那个江湖讲究的是熟人,你跟师父掰了对你没好处,在江湖里,师父徒弟愿打愿挨,还被传为美德;而在没有边界、都是陌生面孔的市场里,徒弟可以择木而栖,也更容易自立门户,一旦有了诱惑,他们很容易就会否定师徒关系的合理性:给师父效力?他欺压了我三年!就算他宠我,难道不是为了让我替他卖命吗?

郭德纲的“效力”表述,注定了他早晚要跟徒弟们产生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效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所有弟子进门了就欠了师父了,都跟着师父沾光了。这类隐性伤害早晚要积累成让双方都不好受的决裂。

性格即命运。老郭总在台上编排体制内艺术家的是是非非,自以为是揭露圈内的肮脏,不知也暴露了他的小人得志;老郭总在旁敲侧击地暗示弟子们要效忠,要守“规矩”,自以为是在施威,显耀他的强势,不知也暴露出内心的脆弱。赚多少钱都无法消弭他的不安全感。为了掐灭个别负义弟子的不良影响,他必须不断拉拢、吸纳更多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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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与其师父侯耀文

三代出贵族。侯耀文就是相声圈里的贵族,虽然他还只是二代。郭德纲不服“著名艺术家”,独服侯耀文,是明智的。他们同台演出过,往台上一站,江湖出身的大师在贵族面前尽显油滑和浮躁。也许是我的一厢情愿:我有时觉得,侯的猝逝让郭失去了缓和身上睚眦必报的火气的机会。

与侯耀文相似的是马志明,看少马爷的访谈,每句话里都冒着三个字:“不计较”。他跟了父亲一辈子,什么样的富贵烟云没见过,所以他没有那么重的名利心,不觉得需要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马派相声后继无人?无人就无人呗,能恒久远永流传的,援用郭德纲自己相声里搬过的段子,那是福尔马林。

无需门派,不用排场,没有立山头打擂台的野心,这就是贵族。不过我们不能苛求郭德纲有那样的平常心,他是一代,白手起家,原始积累,是创造概念的人,他心中的模板大概是近一个世纪前天津常连安的启明茶社,凭着膝下多子,生生拉起了一支常家军,长子、次子、三子、四子、九子,后边还有第三代的常贵田、常贵德,统统当上了相声艺人,一开口都有一股如假包换的家族味道。

人海战术在创业时候是有用的,不过这个人海最好由直系亲属组成,起码也得像贾史王薛那样盘根错节。

他没有这个机会,眼下,除了扶正郭麒麟,让他俨然以家族企业继承人的身份亮相之外,只有满天下地收徒。“云鹤九霄”,到了“九”字辈这里,徒弟们的名字已经多得有点二十八星宿的味道了(张九龄,李九春,周九良,杨九郎=牛金牛,鬼金羊,娄金狗,亢金龙),然后,就像宋江弄的那块姓名碑一样,郭德纲也颁布了“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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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德纲颁布德云社家谱

老辈人说过,徒弟的一切用度师父都要管。郭德纲自己都说,曾送过何云伟结婚钻戒(离婚时有没有收回就不知道了)。这真是人身依附(绑架)的最佳写照。但这种依附能避免“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现象吗?江湖上的师徒关系就是如此,你的徒弟越出息,老师的日子就越难过,因为他们都在一个行业里,老师不以纯粹的传授为业,他自己也是闯江湖的。郭德纲不能更改自己的江湖身份,也就去不掉被徒弟挤压的隐忧。

传统艺人的师徒关系,很像今天公司把没有经验的员工培养成技术骨干,那样的员工在跳槽时,都会留一个负义的骂名,但骂归骂,现实是要接受的:公司成了一所院校,老板是校长。德云社不愿如此,但它的家长制模式又违反了经济规律。于谦、岳云鹏这类优质资产太少,出人才的节奏越来越慢,相应的,庞大的规模已经拖住了坐在塔尖的那个人。

“各位不了解我,我是个好静的人。”台下一片“吁——”不过我倒是相信老郭这句话的。他去做这么多娱乐节目,恐怕未必出自本心,而有现金流的压力作祟。一人集权的经营模式是最忌讳规模太大的。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解读希特勒》一书中就说,希特勒犯的最大的战略过错就是战线太长,而分权不够:他难道没有想过自己是会病会死的吗?

郭德纲一度很得意地看着他的徒弟发展到了三位数,且百位数字还在往上长。这是来自他早年落魄的经历,门可罗雀的感觉,他是最恐惧的。但虱子多了真能不痒么?郭德纲并不知道,或者说他拒绝知道,人如果不能创造价值就是负资产。有多少徒子徒孙,就有多少张要吃饭的嘴。当师徒分裂的事情开始出现,郭德纲被迫去扶持那些忠诚度更高、却未必有才气的后辈,好歹成功了一个岳云鹏,下一个,会是张云雷?

不管是谁,是云字科鹤字科还是九字科,郭德纲都在往死路上走。如果说瓦岗寨杀功臣不能与曹云金出走(or被逼走)相提并论,那么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优先扶持同姓亲属当王,却是很好的先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家长制作风必然导致任人唯亲。

徐德亮(他还不是郭德纲的徒弟,他师从张文顺,算起来是德云社的创始人之一)离开德云社后,某次受访时说自己买不起电视机,以示郭德纲刻薄寡恩。然后,老郭就把弟子们召集起来演了个大群口,在台上大声问:“你们买得起电视吗?”孩子们回答:“买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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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亮与郭德纲

那些孩子都是“亲人”,可是后来,他们里面就出了叛徒。曹云金、何云伟们狠狠打了睚眦必报的老郭的脸。他们用出走表示不想继续沾师父的“光”了:然而,当他们踏上自己的阳关道时,是不是还会懊悔早年登台表忠心的可笑表演呢?

市场为王的时代,只要你仍在人身依附的情境下替师父效力,总免不了要打别人脸,也打自己的脸。但打脸的事情,却不是江湖才有。文革初年,海政文工团常宝华、常贵田叔侄,在台上说过“党内的走资派刮起‘二月逆流’妄图翻案”,把苏修的船给引了过来;十年后,文革甫一结束,二常立刻写出《帽子工厂》,将“四人帮”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走资派”变成了坏人给好人扣的帽子,而给江青的定论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在还没有市场的时候,权力会命令艺人去打自己的脸。各有各的悲哀,各自承受,如此而已。(By 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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